３．２以自然条件为核心的循环模式

我国古代传统农业生产活动中需要考虑很多因素，而天时、地利、人和是最主要因素。《管子·牧民》就提出了“不务天时则财不生，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”，这里的天时、地利都需要人“务”，这就要求农民在耕作劳动时必须掌握相关的自然规律，才能得到好的收获。从现代生态学的理论上来说，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都是通过给予农业生产最合适的外部环境，尽可能使农田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效率保持较高的水平。

因时制宜主要是农业生产要讲究农时，即耕作时序。春秋战国时期的《荀子·王制》中就有“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，四者不失时，故五谷不绝”的记载，这种思想流传至今仍是农民生产活动的准则。清代农学著作《知本提纲》提出，耕作应先后有序，不可违背自然规律。“秋耕宜早，早则能将阳气掩入地下，又可避霜；春耕宜迟，迟可将青草掩入地内，使地理愈状。”此外，根据土质不同和作物种类不同，也应通情达变，灵活应变，比如薄田宜早耕，良田可晚耕，稻田宜春耕，麦田需夏耕。公元前１０４年，邓平总结先秦各种思想，制定了《太初历》，正式把二十四节气订于历法，明确规定了农业生产的时间要求。同时我国古代先民们对“天时”思想的另外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体现在林业生产方面，儒学经典《春秋》中就有“四时之禁”和“斧斤以时入山林”等观点，并在秦国的律法《田律》中正式采纳实施，此后在历朝历代都存在类似的法律规定。

因地制宜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空间分布。“水处者渔，山处者木，谷出者牧，陆处者农”，使得农、林、牧、渔各业相互依存，协调发展。我国国土幅员辽阔，地形多种多样，地势千差万别。《管子·地员》有云：“凡土之道，各有谷造，或高或下，各有草物”，说明人类农业生产活动需要依据不同的地势和土壤，种植不同的作物。元代农学家就作物对我国的粮食生产格局做出了准确的总结：“东宜麦，南宜稻，西宜黍，北宜菽，中宜禾”，虽然随着社会发展，人民对粮食需求也不断变化，逐步形成了“南稻北麦”的格局，但总体上来说古人的种植原则在现今农业生产上也大体是适用的。我国很早就开始重视因地制宜，因土而种的原则，在西周时就设立了专门的官员“草人”，把全国土地分为山林、川泽、丘陵、坟衍（河边平原）、邍隰（原野）等五种，并提出：山林适宜种植“皂物”（柞栗之类可供染色用的植物），川泽适宜种植“膏物”（莲芡之类结子多的植物），丘陵适宜种植“核物”（李梅之类有果核的植物），坟衍适宜种植“荚物”（豆类等有荚角的植物），邍隰适宜种植“丛物”（禾谷之类丛生的植物）。

此外，古代先民在发现自然区域地理地势、土壤养分、水力资源等方面的客观规律后，通过长期的实践经验，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总结出一系列改造自然，创造有利条件更充分的利用自然的方法。例如在北方干旱区域，实行深耕细作，保水抗旱，种区田；在西北甘肃地区，为适应当地天气寒冷，土壤干燥，多风少雨的特点，为减少水分蒸发，易于保墒，在田里铺设砂石，种砂田；南方江南水乡，江河沼泽众多，人民饭稻羹鱼，人们用木桩作架，挑选菰根等水草与泥土搀和，摊铺在架上，培育稻谷，种葑田，鱼米之乡的太湖地区，尤其盛行养鱼，人们往往以渔池多少论贫富，同时出现了稻田养鱼等生产模式；而在云贵山岭地区，丘陵众多，人们便筑坝保水，种梯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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